文：鄭景鴻博士〈企業培訓師及顧問協會主席、寫作人團契主席〉 

朋友最近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。

事緣早前他母校本系一位負責某個專業課程的外籍教授，經人介紹，找他幫忙兼教一門課。朋友一眶熱誠，花了個多月時間與教授商討計劃，隨後編好了全學期教材，獲教授通過後，大學書店亦進行訂購課本。

朋友是位資深企管人員，曾在多間大型機構任要職，並先後在中港兩地，參與自己專業相關的項目投資。他對教學培訓一直很感興趣。八十年代在研究院畢業後，即獲系主任邀請作兼任老師。他自此不時在港澳多間大學任教不同的相關學科。

他本懷著高興心情，等待為母校服務，怎料卻突然收到一位，他不認識的校內人士的電郵，告訴他學系覺得他不適合任教。在香港，大學兼任老師，本是服務大於金錢利益的差事，但系方這樣處理，卻令朋友難受兼不解。

最後幾經跟進，獲得的回覆是，朋友上一次回母校任教是八年前，當時學生在學期尾對老師的評分很低。原來系方內部一直秘密存檔一份名單，規定不能再任用，曾被學生評分低的兼任老師。

作為管理人，朋友對此感到震驚。首先，此事顯露了系內行政紊亂，似乎是「左手不知右手」，白白浪費了無辜者的心血與時間。

而最令朋友難過的是，他上次是在很匆忙的情況下獲邀任教。據知當時由於原來的老師不能任教，他才頂上。當年又適逢「沙士」襲港，朋友可說是在困難的情況下盡力而為。還以為是為人捱了一次義氣，卻竟在不知情下，被永遠列入「黑名單」，聲譽受損。如果早知有此情況，朋友大概也不會「自取其辱」。

作為資深管理人，朋友更感到今天香港的大學，對老師教學評核制度的不合理。任何文明制度下，對職員的工作評核 〈performance appraisal〉都不會是單向的，總會有不同的相關人員參與，更不會只由下屬對上級作評核。而被劣評者，更應該有公平機會回應。

如果學生是老師工作表現的唯一（或關鍵）評核者，而老師亦無回應機會，那麼為求自保，取悅學生便成為師長們的生存之道了！再者，在文明社會，輕微罪犯如不再犯罪，案底也可清除，某班學生的一次劣評，竟可成為兼任老師永遠不良紀錄、永不錄用的依據？

其實，學生對老師評價高低原因很多，現時的制度，對師生雙方都不公平。今次，系方沒有仔細了解朋友的課程設計與資歴，單憑多年前的一次單向評核，便作出令人受傷害的決定，究竟是教育還是羞辱？〈Education or Humiliation? 〉。